中国的慈善机构是很淡定的，因为他们都是政府机构，事态再失控，他们都不害怕。他们知道，他们拥有最后一道防线：舆论消灭权。在这些慈善机构们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肯定有个部门会发出最后的吼声，然后一片寂静。比较著名的一次慈善机构行使舆论消灭权是在2002年，《南方周末》头版揭露希望工程负责任挪用亿元善款进行投资，最终导致亏损。结果这份报纸几十万份被收回销毁，仅存几千在人间。写这篇文章的新闻人方进玉遭到处理，提供线索的杨女士在2006年患癌症去世，审计报告一直没有对外公开。此前希望工程还有假信丑闻，上海一家规模不大的私营公司捐助希望工程17名学生，他们收到了所有学生的感谢信，结果经查证，仅有3名学生收到了善款，其余均为假信，他们踏访了那片土地，发现感谢信中的一些学生其实已经失学。后来南方周末的记者去做过深度报告，有一家未收到善款的失学的兰姓孩子家中母亲双腿瘫痪，家中孩子全部失学，由于当时中央还征收农业税，而残疾人可以免除农业税，孩子的母亲交不起五十元办理残疾证，所以爬到了当地政府门口要求减免，官员说，你没有残疾证，所以你不是残疾人。后来走访的学生虽然补收到了希望工程善款，但日期其实已经被涂改。

虽然在假信风波中，有相当责任是地方的共青团和教委，因为是官方慈善机构的性质，所以善款会先到当地共青团，再到教委，再到学校，再到个人，但毫无疑问这是整套系统出现的问题。那么为什么类似红十字会这样的慈善机构，臭名昭著，但官方一样不允许非官方的慈善机构或者NGO的产生呢？我觉得这并不是因为官方担心管理混乱，因为NGO再混乱也混乱不过他们自己。而是由于官方机构做的实在太差，所以他们明白很多NGO的诞生势必会很快树立威信，吸引大量年轻人和各界人士，而NGO往往都与慈善有关，加上独立，透明，又有资金和会员的支持，又获得人心，等于是建党伟业，假以时日，势必会政权构成一定的威胁，就算没有威胁，被监督和对比着也是浑身不舒服，就好比金正日一定不喜欢金城武天天站在他边上。所以官方牢牢控制着慈善机构，管理媒体，审计和司法的又都是自己人，这便是中国所谓慈善机构的问题来源。

亿港元。深圳GDP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占税收3%。说到医疗，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这两个数据说明了什么我就不说了。到了今天，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和义务去承担基础教育和希望工程，老百姓无需去掏不明不白并不容质疑的捐款。如果政府对教育的支出所占的GDP比例达到了其他国家的相应比例，而基础教育问题依然无法解决，那才是民间慈善应该帮助和顶上的时候。但这些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慈善，我自己抄袭自己一下，引用去年一篇文章的结尾来给这篇文章结尾：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如果诸恶一直在作，甚至越做越过，乃至是非颠倒，这一切都不影响后面的那句，众善奉行。只有众善够重，诸恶才能被诛。
但是很明显，红十字会的后台没有希望工程硬，在新浪微薄搜索红十字，会出现很多内容，正面负面都有，但是搜索希望工程或者其娘家青基会，马上会出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你所搜索的内容不予显示”，这就变成了没希望工程。而在百度和谷歌上搜索其丑闻，很多也被屏蔽。在丑闻出现以后，红十字会的各种领导虽然智商不济，但还硬撑召开了发布会，说了一堆不着边的傻话，而且新闻媒体也没有遭到报复。希望工程面对自己的丑闻则不会进行任何的回应，直接封杀媒体，销毁报纸，处理记者。红十字会表示，争取马上开通查询系统，可以让捐款者知道每一笔善款的去处。而希望工程则无法审计。面对一个这样霸道而神秘的慈善工程，我们完全有理由用最坏的心去揣测他，并要求对希望工程进行独立的审计。

在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大家都曾经被要求为希望工程捐献，而且年复一年。如果你问我，我们还要为希望工程捐款么，我问你，如果美国人用TWITTER搜索一个慈善机构和一个慈善工程，结果搜索不到任何信息，那他们会为这个慈善机构捐款么？人类没有任何理由为一个不愿公布审计报告并压迫传媒的机构捐款，无论它救助的是什么样的对象或者获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中国的慈善机构是很淡定的，因为他们都是政府机构，事态再失控，他们都不害怕。他们知道，他们拥有最后一道防线：舆论消灭权。在这些慈善机构们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肯定有个部门会发出最后的吼声，然后一片寂静。比较著名的一次慈善机构行使舆论消灭权是在2002年，《南方周末》头版揭露希望工程负责任挪用亿元善款进行投资，最终导致亏损。结果这份报纸几十万份被收回销毁，仅存几千在人间。写这篇文章的新闻人方进玉遭到处理，提供线索的杨女士在2006年患癌症去世，审计报告一直没有对外公开。此前希望工程还有假信丑闻，上海一家规模不大的私营公司捐助希望工程17名学生，他们收到了所有学生的感谢信，结果经查证，仅有3名学生收到了善款，其余均为假信，他们踏访了那片土地，发现感谢信中的一些学生其实已经失学。后来南方周末的记者去做过深度报告，有一家未收到善款的失学的兰姓孩子家中母亲双腿瘫痪，家中孩子全部失学，由于当时中央还征收农业税，而残疾人可以免除农业税，孩子的母亲交不起五十元办理残疾证，所以爬到了当地政府门口要求减免，官员说，你没有残疾证，所以你不是残疾人。后来走访的学生虽然补收到了希望工程善款，但日期其实已经被涂改。虽然在假信风波中，有相当责任是地方的共青团和教委，因为是官方慈善机构的性质，所以善款会先到当地共青团，再到教委，再到学校，再到个人，但毫无疑问这是整套系统出现的问题。那么为什么类似红十字会这样的慈善机构，臭名昭著，但官方一样不允许非官方的慈善机构或者NGO的产生呢？我觉得这并不是因为官方担心管理混乱，因为NGO再混乱也混乱不过他们自己。而是由于官方机构做的实在太差，所以他们明白很多NGO的诞生势必会很快树立威信，吸引大量年轻人和各界人士，而NGO往往都与慈善有关，加上独立，透明，又有资金和会员的支持，又获得人心，等于是建党伟业，假以时日，势必会政权构成一定的威胁，就算没有威胁，被监督和对比着也是浑身不舒服，就好比金正日一定不喜欢金城武天天站在他边上。所以官方牢牢控制着慈善机构，管理媒体，审计和司法的又都是

如果我们以最好的心去揣测，那么希望工程也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如果现在退出，那也算功成身退，毕竟希望工程帮助过不少贫困学生，虽然这是拿老百姓的捐款来节省应该是属于财政的开支，但也是有善。当年邓小平推出希望工程，财政尚不富裕，需要民间慈善。但如今，公款吃喝一年数千亿，维稳一年数千亿，讨好各种生僻国家一家数百亿，而中国有失学儿童三百万，承担他们教育仅仅需要一年十亿。假设现在的中国没有一所小学，要给中国的五十万个村里每一个村都盖一个小学，包括华西村之流也给盖上，需要的全部资金也仅仅等于我们的全体行政人员一个季度不要进行公款消费。所以我觉得希望工程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向民间征集善款，教育本来是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支出部分。我们来看一个数据：2010年香港GDP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占税收3%。说到医疗，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亿港元。深圳GDP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占税收3%。说到医疗，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这两个数据说明了什么我就不说了。到了今天，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和义务去承担基础教育和希望工程，老百姓无需去掏不明不白并不容质疑的捐款。如果政府对教育的支出所占的GDP比例达到了其他国家的相应比例，而基础教育问题依然无法解决，那才是民间慈善应该帮助和顶上的时候。但这些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慈善，我自己抄袭自己一下，引用去年一篇文章的结尾来给这篇文章结尾：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如果诸恶一直在作，甚至越做越过，乃至是非颠倒，这一切都不影响后面的那句，众善奉行。只有众善够重，诸恶才能被诛。
这两个数据说明了什么我就不说了。到了今天，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和义务去承担基础教育和希望工程，老百姓无需去掏不明不白并不容质疑的捐款。如果政府对教育的支出所占的GDP比例达到了其他国家的相应比例，而基础教育问题依然无法解决，那才是民间慈善应该帮助和顶上的时候。但这些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慈善，我自己抄袭自己一下，引用去年一篇文章的结尾来给这篇文章结尾：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如果诸恶一直在作，甚至越做越过，乃至是非颠倒，这一切都不影响后面的那句，众善奉行。

只有众善够重，诸恶才能被诛。